为何对委托人请托“关系”怀审慎警醒之心
为何对委托人请托“关系”案怀审慎警醒之心
中国诉讼律师执业中，可能谁也无法避免所谓“关系”案，主动也好，被动也罢，案件委托者似乎沉迷“关系”会影响诉讼利益，甚至以律师有无“关系”作为委托前提，常令规范执业同行伤透脑筋。对付“招儿”也顺理成章起来：你不是沉迷“关系”么，没有“关系”不托付？那就投其所好，满足你，让你“信心”鼓起来，签下委托再说。有些律师将“关系”作为揽案手段，不将“关系”作为虚高收费、忽悠委托人的手法，案件该怎么办理，就怎么办理。遇到职业道德缺失的律师，并不存在的所谓“关系”成为加码收费的筹码，口惠而实不至，引起执业纠纷，甚至法律诉讼的事例屡见不鲜，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。
随着执业年限增长，个人对以“关系”作为条件的委托人兴趣索然，甚至反感。不难发现，沉迷“关系”的刑事当事人或亲属常脱离基本事实和法律适用，提出辩护人根本无法达到的辩护目标，甚至提出违法要求。事实上，据本人的执业经历，不管他们是否委托本人，他们不切合实际的期望值无一不落空。有人可能会问，既然这类刑事案委托者不懂法，沉迷“关系”，律师策略性接案，搞些善意的谎言未尝不可，认真负责提供法律服务就可以了。话虽这么说，有个心理承受力的问题，非善茬的委托人大有人在，别指望委托人都通情达理，为律师着想：“某律师，不是说有关系么，怎么会是这么个结果！”。由“虚假承诺”引发的“秀才遇到兵”式纠纷让人烦恼。心理承受力差的律师，干脆不愿惹麻烦，办吃力不讨好的案。
不可讳言，中国是个注重人情的社会形态，除了知其不可为而不为的“关系”案，那些有事理法理依据，有辩护“空间”的案件，律师“关系”通融是否可行呢？对于这类案件，一种观点认为，拿业内术语，律师为当事人找“关系”是“被迫”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，赢该赢的案件，且不违反原则的“人情”请托并不违法，只要不存在利益勾兑和行贿受贿违法行为。话虽如此，掌握原则和分寸着实难，即便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案件，但掺杂“人情”后，即便不存在物质回馈，但你欠下“人情债”却是剪不清、理还乱，甚至会出现不利于维护当事人权益的情况。
对此，本人有惨痛的教训，十余年前某案的“关系”辩护，形成的心理影响，使我至今对“关系者”怀审慎警醒之心。某年，一次专项刑事严打中，盗销车的犯罪嫌疑人李氏兄弟被公安抓获，其亲属通过熟悉的某朋友介绍找到我，其时，兄弟俩以盗窃罪、销赃罪批捕，关押数月。委托人（嫌疑人父亲）介绍案情，认为涉嫌销赃罪的儿子没有犯罪故意，没有销赃行为，不构成犯罪，不知何故，会被批捕，希望无罪辩护，申请取保候审。接受委托后，通过会见当事人，了解案情，委托人所言不虚，确实没有证据证实该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。通过多方面了解，此前，该委托人通过多方人际关系传递办案单位，希望同意取保候审，但公安始终没有明确说法。委托人得到律师对于案件事实的反馈后，坚定了只有“关系”才能解决问题的想法，正式提出希望通过“关系”让公安纠正错误关押。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，当时本律师认知：销赃犯罪嫌疑人确无犯罪证据，逮捕关押是错误的，除通过提供法律帮助，通过“关系”通融，督促办案单位尽早同意取保，客观上在帮助办案单位纠正错误，有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，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，不妨尝试做些法律外的努力。
或许是巧合，通过熟识朋友介绍的某位领导关心，公安机关同意了取保申请，嫌疑人释放时，委托人满心欢喜，溢美之词多多。形式上看，这似乎是律师办理的成功刑案。数月后，麻烦却随之而来，公安机关将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移送检方审查起诉，原本是正常的程序，检方以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退回公安，事实上，经过一年多的侦查，确无证据证实犯罪嫌疑人构成销赃罪，退回补充侦查也是无法再移送起诉，案件不了了之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公安刑侦负责人来电，希望我一定要去一下，如约而至后，该人介绍情况：犯罪嫌疑人父亲到处写信，要求公安国家赔偿，另外要求公安发还扣押的犯罪嫌疑人车辆。该人还说：案件起诉不了，如今，原本熟悉的检察官看到他都不打招呼，责怪警方当初承诺批捕后能找证据，批捕后却是老样子，现在起诉不了，害他办错案。该负责人向我交底：我们当初是看在你是某领导介绍来的面子上，同意取保候审，现在反而惹出这么事来。孙律师你必须做好嫌疑人方面的工作，让他们不要再闹！我不卑不亢答复：取保候审是合法而正当的，从客观事实看，检察院也诉不出去，本案嫌疑人原本无罪。犯罪嫌疑人亲属的行为，事前我一无所知，你们的要求，我可以向嫌疑人方面转告，但无法控制和左右对方。该负责人竟然这么回应：啥叫证据足不足？当初我们要是和检察、法院一协调，法院也能判决，我们取保就是考虑到案件的实际情况和领导打招呼。我无法说服该人的强词夺理，在这种场合，亮出警察违法办案，取保是给台阶下的观点，自然多余无益，相信他们心中清楚。
我如实转告公安意见，委托人气愤，公安办错案，抓错人，还不允许被无辜关押近一年的当事人主张权利？这是什么道理？事情到此，我倒没什么，公安无理责怪就责怪吧，原本就不认识，内心希望当事人继续依法讨说法。真正的尴尬在后面，没几天，当初帮忙找领导的朋友来电，说是被公安大为责怪，希望我阻止当事人维权，不然他无法交代。从内心讲，劝说当事人放弃维权是不道德的，我无权这么干，也不应该干预，受所谓“人情”牵累的我，内心彷徨，是否对不住热心帮助找“关系”却不计利益的朋友？我向同为朋友的案件介绍人委婉地提出了建议，那位朋友在电话中怒骂当事人是过河拆桥，耽误破环我的“人脉”，感觉很不好意思，承诺这事由他解决，让我放心云云。后来的情况，没有刻意去了解，也不想搞清楚，自此再未拜托过那位热心朋友任何“关系”案之事。
自感执业以来，最为尴尬之“关系”案，从结果观察，显然，假如抛开“关系”而据实辩护，我有信心收获同样无罪效果，该案在审查起诉阶段起诉不了的事实已证明一切，如果说本案律师辩护过程中，“关系”起到作用，它只是将当事人依法恢复自由的时间提前。该案辩护心得：委托人（当事人）诉讼预期是在发生变化的，当初这位委托人为儿子早日恢复自由，可以让律师穷尽法律内外手段，“有多大力，就使多大力，只要人出来，就算了。”，达到目标后，想法就变化了，他觉得原本就是错拘错捕，公安机关理应给个说法。他们不再受“关系”、的束缚，不会考虑帮助他的律师“人情”得失，想来这也符合人性的特点，何况，他是在依法维权，无可指责，尴尬和难堪，里外不是人的只是辩护律师，这能怪谁呢？
自从有了这次刻骨铭心的教训，凡当事人咨询确有事理辩护依据之刑案，对方提出走所谓“关系”的，自己都会条件反射般审慎和警觉起来，会将可能的情况和“丑话”讲在明处，同时察言观色，对于心意不坚，患得患失的委托人，坚持的原则是，最好别给自己惹上烦恼，也别好心误人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