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理解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二款“实施前款行为”
刑法修正案（十二）今年3月1日施行，修改后的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（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）：“国有公司、企业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，利用职务便利，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、企业同类的营业，获取非法利益，数额巨大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；数额特别巨大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
其他公司、企业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，实施前款行为，致使公司、企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，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。”
上述第二款中“实施前款行为”如何理解？系指“其他公司、企业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，利用职务便利，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、企业同类的营业”本身，还是除了该行为，还应包括“获取非法利益，数额巨大的”行为？
若将“实施前款行为”理解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，无论行为人是否获取数额巨大的非法利益，只要“致使公司、企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”事实存在，行为人涉嫌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。行为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，获利未达到数额巨大标准，甚至经营亏损、倒闭，但致使公司、企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，此情形并非不可能出现。无论从行为人妨害公司、企业管理秩序法益，或是社会危害性角度，对之予以刑法规制，符合社会现实和立法目的。
另一种对“实施前款行为”的理解：除行为人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实施非法经营同类营业行为，还应具备获取数额巨大的非法利益的事实，非法获利属于行为范畴，而非法律评介。同时，行为人的非法经营行为“致使公司、企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”，此条件下，其他公司、企业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才能涉嫌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。这样的解读，若行为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行为，只要未获取数额巨大以上非法利益，即使致使公司、企业利益遭受到重大损失，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，显然不利于维护非国有公司、企业的权益，和修正案立法目的相悖。
综上，笔者认为，若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二款“实施前款行为”理解为非法经营和非法获利相结合，并不符合立法本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