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诉讼怪象：民事证人出庭常态，刑事证人出庭例外
国庆前夕，《人民法院报》记者专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陈瑞华，就刑事诉讼领域法治成就畅谈今昔，展望未来，陈教授认为刑事诉讼法在国家法治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，立法应坚持问题导向，关注并解决呼声较高的证人出庭作证等三个方面的紧迫问题。陈瑞华教授为笔者敬佩的刑事诉讼著名学者，难能可贵的是，其长期关注司法实践，尤其重视辩护律师地位和作用，对于证人出庭作证亟待立法完善真知灼见，感同身受。
关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，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：“公诉人、当事人或者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，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，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，证人应当出庭作证。
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，适用前款规定。
公诉人、当事人或者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，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，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。经人民法院通知，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，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。”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 第二百四十九条：“公诉人、当事人或者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，且该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，或者对鉴定意见有异议，人民法院认为证人、鉴定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，应当通知证人、鉴定人出庭。
控辩双方对侦破经过、证据来源、证据真实性或者合法性等有异议，申请调查人员、侦查人员或者有关人员出庭，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，应当通知调查人员、侦查人员或者有关人员出庭。”
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中，法庭审理中，证人出庭作证需满足三个条件：首先，当事人或者控辩方对证人证言有异议；其次，该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；最后，法院认定证人有出庭作证必要。如此，证人才会被法院允许通知出庭作证，其中，法院认为有必要出庭属于核心条件，即便控辩双方无有异议，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需要，同样有权通知证人出庭作证。对于鉴定人出庭作证条件，适用和证人出庭同样标准。对于侦查证据合法性存在争议的，控辩方申请侦查人员出庭，同样应符合法院认为有必要条件。
法院认为有必要的条件，貌似尊重审判权，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，其实，法院依据案卷中心主义书面证据定案下，侦控审“相互配合”，违背发现实体真实诉讼目的。若书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可以被接受，书面审判也可以被接受，被告人讯问笔录已认罪。法院依据侦查证人证言决定有无必要出庭，隐藏着一个潜意识，侦查行为合法有效，证人证言客观真实。既然如此，直接言词原则要求的庭审程序，意义何在？司法实践中的刑事证人出庭为例外，侦查中心主义的产物，它和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格格不入，无法发现案件真实，伤害司法公正。
依法论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为优势证据规则，刑事诉讼排除合理怀疑规则，前者诉讼证明标准低于后者，涉及证人出庭作证制度，刑事诉讼应更为刚性，让人匪夷所思的是，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出庭作证规范严于刑事诉讼法，证人出庭作证为义务，特殊情况例外，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：“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，都有义务出庭作证。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。不能正确表达意思的人，不能作证。”第七十六条“经人民法院通知，证人应当出庭作证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经人民法院许可，可以通过书面证言、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：（一）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；（二）因路途遥远，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；（三）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；（四）其他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。”
民事诉讼实践中，对当事人递交的书面证人证言，一方当事人异议的，法院不会采信作为定案证据，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，法院都会同意，因为民事当事人双方享有平等的举证质证权。刑事诉讼中，辩护制度法理基础是抗衡控方证据指控，为被告人脱罪、轻罪服务，申请证人出庭作证，相较民事诉讼代理人，更具必要性诉讼权利。
立法设定法院认为有必要条件，书面证人证言普遍运用于诉讼证明，立法潜台词似乎可解读：侦查证据存在天然证明力，非特殊情况不能质疑，这不是违反刑事诉讼直接言词原则，又能如何解释？刑诉法第一百九十二条中“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”应予废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