寻衅滋事罪，等“养肥了再杀‘?
4月18日晚，湖北孝感应城市政府官网发布情况通报：3月12日百人聚集小区事件的煽动者曾某智已被批捕，案件正在依法办理中。
政府通报称，曾某智曾于2016年组织多人拉横幅、喊口号、恐吓他人、冲击应城市“两会”会场；2019年以来，先后7次组织他人阻挠工程施工、扰乱公共场所及单位秩序，涉嫌寻衅滋事犯罪，已被检方批捕。
刑法第293条的寻衅滋事罪，行为人必须具备下列三种情形之一，1、随意殴打他人，情节恶劣的；2、追逐、拦截、辱骂、恐吓他人，情节恶劣的；3、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毁损、占用公私财物，情节严重的；4、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、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。
曾某智涉嫌寻衅滋事罪涉嫌的是第四种情形，如何认定“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”，根据有关司法解释，应当根据公共场所的性质、公共活动的重要程度、公共场所的人数、起哄闹事的时间、公共场所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等因素，综合判断是否“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”。曾某智在自身居住小区聚集居民施压闹事，当时公安对其实施行政拘留。经有关方面启动“拉清单”倒查机制，发现这人数年来类似闹事情况多多，于是行拘转刑拘，继而逮捕，从通报内容给人的观感，曾某智的入刑和小区聚集无关。事实上从罪刑法定的原则要求，居住小区聚集起哄闹事行为本身，个人理解尚不足以构成“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”之事实评价，为曾某智带来“牢狱之灾”的实为三年来类似之“前科劣迹”，此前，有关方面并未对多次劣迹予以刑事追究，假如没有此番疫情期间不知好歹之煽动聚集行为，曾某智极可能平安无事。
由此，笔者想到一个严肃的法治问题，既然曾某智三年里，多次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、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，涉嫌犯下寻衅滋事罪，当初，有关执法机关为何就不对其刑事追诉，根据法律规定，该行为只要一次符合“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、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”情况就涉嫌犯罪，假如三年里的类似行为仅仅涉嫌行政违法性质，为何此番要对其启动刑事制裁程序？更严肃的是，根据寻衅滋事罪法条，行为人涉嫌纠集他人多次实施该行为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，量刑上一档，五年至十年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，执法机关当初不追究曾某智刑责，有轻纵犯罪之嫌。司法解释明确，纠集他人三次以上实施该行为，未经处理的，依照寻衅滋事罪最严重的五年至十年刑罚档处罚，曾某智的最终诉讼命运很可能就是这个结局。有人说，中国的执法，尤其是寻衅滋事罪的刑事追诉，许多情形下，执法机构在“秋后算账”，忍无可忍，无须再忍，行为人需要被“养肥”了再“杀”，这不是法治社会该有的运行状态。你认为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