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星泰干预司法案之：无罪辩护，靠“挑刺”不够
辩护律师应否调查取证是老话题，有人认为辩护人职责在起诉证据材料中找毛病，证明检方指控无法达到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、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，法官就应作无罪判决，调查取证并非辩护人规定动作。另一种观点认为：现实中无罪辩护很难，不仅需要辩护人在起诉证据材料中挑毛病，若条件允许，律师需要调查收集当事人无罪证据提供法院，有利于法院依法裁判。
两者观点相左，不能简单化评判孰是孰非，前者履行法定意义上无罪辩护职责，后者更多着眼司法实践。法定无罪裁判标准，挑控方证据之刺足够，因为举证责任在公诉方。问题是，司法实践中，泾渭分明般案件事实并非一贯性存在，有时，会出现有利和不利证据并存，法官心证为关键，无罪判决难有着复杂成因，辩护人若能提供法庭无罪证据，给法官台阶，有助于消解无罪裁判诉讼压力，尤其法外因素干预的无罪案，条件允许情况下，辩护人应调查取证，给枉法裁判制造证据事实障碍。太多情形下，枉法者会对证据采信作片面解读，律师挑刺性辩护，无法实现无罪辩目标。
二十余年刑事法律服务，笔者一贯重视调查取证，亲历亲为。有多例审查批捕阶段取证，阻止检方批捕，审查起诉阶段取证，阻止检方起诉，法院审判阶段取证，达成有效辩护目标实例。去年，二审辩护海南王某某诈骗罪，同样遵循无罪辩，可能情况下，调查取证理念，很遗憾，受制于客观条件，无罪证据材料未能于庭前收集并在庭审举证质证。
一审辩护人未收集调查无罪证据材料，认为依据检方证据材料，完全无法认定当事人犯罪，辩护人无必要调查取证。辩护人似乎忽略了重要事实，此案为前海南“政法虎”，省人大副主任刘星泰直接插手干预经济纠纷被刑事案，检方证据材料确无法确实充分证明当事人犯罪，但那些故意或被操纵、胁迫证人会作虚假陈述，证据之间存在矛盾，这为枉法认定案件事实找到理由，尽管法官认定有罪不符合证据确实充分，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。
最明显事例，案件材料中存在直接证明当事人王某某、宋某某无诈骗事实《委托书》，本案所谓被害人依据委托书约定向王某某付款，如何成为诈骗？委托书制作人之一陈某某接受公安调查时，虚假陈述称委托书日期事后倒签，委托书掩盖诈骗事实。委托书另一位制作人石某某否认倒签，本案并无司法鉴定意见认定倒签事实成立，根据书证证明力大于证人证言诉讼规则，法院无法否定委托书的真实性，法官自然清楚，由此，判决书将委托书和虚假证人证言并列为定案证据，判决当事人诈骗罪成立，不难发现，权力干预下，法官左右为难，仍臣服权力淫威。
其实，一审辩护人可以在调查取证上有所作为，假如不是疫情防控，看守所律师会见奇怪规范，笔者二审辩护，本可以在开庭前收集获取无罪证据。海南看守所规定律师会见程序：向看守所递交会见手续，再和审理法院联系，法院安排会见时间，律师按时间至法院，通过视频方式会见当事人，会见一次当事人，很麻烦。
疫情防控期间，我在法院视频会见当事人一次，时间有限，交流不便，当事人并未提及律师取证线索。2022年5月开庭前，我两次会见当事人，过程中，当事人提及有证人能证明早在委托书日期前，他就和委托方就履行委托合同支付报酬进行协商达成共识，完全不存在对方被欺骗支付款项事实。我问，此证据线索有无告知一审律师，当事人说早提到，辩护人说无必要调查，因为在案证据能证明无罪！
开庭在即，对于当事人提供证人线索，律师取证来不及，我建议当事人法庭审理中提出证据线索，表达希望辩护人庭后调查提供法院的诉求。当事人按我要求做了，法官注意到有此证据线索，未有表态，相信法庭记录在案。庭审后，通过努力，该证人提供自书证言一份，证明当事人无罪辩护理由成立，我保留原件，将自书证言复印后邮寄法院，请求调查核实、重新开庭，直到法院维持裁定，未有任何回应。
可以想见，刘星泰对案件批示堂而皇之躺在案卷材料中，二审法官选择不作为并不让人感觉奇怪，假如辩护人庭前能调取对当事人无罪辩护证人证言，申请证人出庭作证，裁判结果如何不敢下结论，对法院维持原判会形成压力。
说这些，完全不存在苛责一审律师意图，只是强调在本人看来的司法现状，对于律师无罪辩护，太多情形下，仅靠挑刺式辩护不够，不用说权力干预背景下人为的冤假错案。对于惯于玩弄司法的枉法者，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解释权在他那里，辩护人能做到的，就是竭尽所能，给欲颠倒黑白者制造最大限度的障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