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高检公安部《关于加强和规范补充侦查工作的指导意见》并非治本之策
一立法在司对最高检公安部《关于加强和规范补充侦查工作的指导意见》的实践力表示疑虑，基于个人学养与实践视角，有个以人为深思熟虑的观点，目前以审判为中心司法改革亟待检警关系之法律再造作为制度配套，想起了他山之石之日本。中日刑事诉讼立法系出同宗，以欧洲大陆法为脉，有所谓日本抄德国，中国抄日本之说。
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93条第4款规定，司法警察职员必须服从检察官的指示和指挥，这里的及司法警察职员就是行使刑事侦查职权的警察，根据日本法律，检察官对司法警察职员有一般性指示权、一般性指挥权和具体指挥权。一般性指示权指，检察官为了保障侦查和公诉顺利进行，有权制定必要的侦查规则要求所在区域内的警察遵守。一般性指挥权和具体指挥权指，检察官在实施侦查活动时，有权根据需要要求特定警察接受指挥，协助自己的侦查活动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93条第4款规定的检察官对警察的指示和指挥权，具体包括，就具体案件的侦查，检察官的指示或指挥优先于警察机关内部的指挥和命令，警察无故不服从的，检察部门负责人可以向警察机构要求开除或惩戒该警察。
日本检察官和警察的关系，人们可以在日本影片追捕中得到直观的感受，东京检察厅检察官杜丘指导指挥警察侦查活动，警视厅矢春警长不敢违逆，正如此，黑金政客对杜丘栽赃陷害，欲除之而后快。
中国刑事诉讼立法借鉴日本立法有前例，96年刑诉法中的起诉书一本主义，即检方公诉时，不向法院提供案卷，以免先入为主。尽管，这法实践中被认为并不可行，2012年刑诉法大修时被废除，但个人仍然认为，对于检警侦查权关系的定位和重塑，日本刑诉法第193条仍然值得借鉴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