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高某翔无罪判决案观察中国审前羁押制度弊端
从高某翔无罪判决案观察中国审前羁押制度弊端
孙云康 律师
媒体报道，近日，中国演艺演员高某翔、王某性侵案被澳洲法院判决无罪，已获准返回国内，此案诉讼近两年，对涉案当事人，无论家庭事业，伤害都难以承受，最终无罪判决还其自由身，结局无疑令当事人欣慰。联想起商界名流刘某东涉嫌类似案件，比较诉讼进程，刘某东幸运一些，未被限制出境，未被检察官提起诉讼。两案罪名相同，当事人均未被羁押，高交付保释金，刘保释金都没有，忽然联想，若两起案件涉嫌犯罪现场在国内，诉讼过程和结局会如何？法律职业经历告诉自己，至少某个问题答案明确：两嫌疑人被检方批准逮捕大概率事件，用脚趾头都可以想象出，当事人申请保释成功率微乎其微。
强奸罪不属轻罪，审前羁押为犯罪嫌疑人惯常性待遇，更别说高某翔案涉共同犯罪。中国刑事司法为人诟病，审前羁押普适性运用是其中一条。刑事诉讼法对审前非羁押措施适用有规定，诉讼现实是羁押为主，非羁押为辅，行之经年，似成铁律。这自然和刑事司法者实践惰性相关：为避免可能出现的当事人逃跑、自杀、毁证，串供等危害性诉讼行为，宁可保险关，不愿冒险放。这对于刑事诉讼的直接后果是，裁判者遭遇绑架式诉讼压力，案外因素参杂缠绕于审判始终，错案责任及国家赔偿压力使得裁判者审前羁押案无法真实公正审理，尤其对于那些超期羁押、带病公诉的疑难复杂案。司法实践中，关多久判多久屡见不鲜，无罪判决极其罕见，甚至有的法院多年保持零记录。
庭前非羁押举措在减低法院公正裁决诉讼心理压力，即便依法做出无罪裁决，由于当事人未被羁押，办案机关不需要承担司法赔偿责任，非羁押措施既维护诉讼当事人权益，同时也在客观上保障司法公正。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，最高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内容，对非羁押措施适用，不能否认制度层面的重视度还是足够的。对照最新修正适用的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》（新旧对照），新规则第六章强制措施第五节逮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：“人民检察院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，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、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，应当批准或决定逮捕。(一)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；（二）有危害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或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；（三）可能毁灭、伪造证据、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；（四）可能对被害人、举报人、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；（五）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；
上述五类社会危险性情形，和原规则不够具体细化不同，新规则对每一种情形进行了列举式规范，每一种社会危险性情形单列一个条款，如对于如何认定犯罪嫌疑人“可能实施新的犯罪”，第一百二十九条列举七种具体情形，其他社会危险性情形的规定也是一样。目的是为办案人员审查提请批捕案，是否批捕进行针对性、科学性审查判断，避免羁押措施的泛用。依照法律和检方诉讼规则，并非所有存在犯罪嫌疑、并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都应被审前羁押，在行为人涉嫌犯罪的前提下，犯罪嫌疑人要被批准羁押，需同时符合采取非羁押措施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条件。但司法现实中，审查批捕机关几乎不去认真考虑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情形，而重点审查嫌疑人是否涉嫌犯罪，可能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等，由于我国刑法条文对于刑种规定几乎都是选择性的，每个具体嫌疑人都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，除了个人的罪名如危险驾驶罪之类，司法实践中，人们不难发现，除了法定的不能批捕对象，包括无犯罪嫌疑的、怀孕的妇女和身体状况不适合被收押、以及极少数可能被判处非监禁刑罚的嫌疑人外，只要警方提请批捕，嫌疑人几乎都会被检方批准逮捕，这显然和法律规定审慎适用羁押措施背离，依照法律，审前非羁押和刑罚执行方式没有必然联系，说得再通俗点，不批捕和判缓刑之间没有相关性。
刑事诉讼法不将羁押和裁决结果关联，此乃世界刑事诉讼通行规则，审前羁押与否，适用的是排除法，即有证据证明有犯罪嫌疑前提下，若采取非羁押措施不存在嫌疑人逃亡、串供毁证等妨碍诉讼情形的，不必要一定对嫌疑人羁押，而多采取保释措施。中国刑事司法的现实中，检察官审查审前羁押案件对于社会危险性的审查考量少，辩护人很少提出相关事实辩护，对当事人许诺申请取保候审多成律师招揽业务之噱头，能阻止检方批捕的案件，除了法律明确规定无犯罪嫌疑，当然不能批捕的嫌疑人外，还有就是罪行轻微，极可能判处非监禁刑的嫌疑人。所以“社会危险性”逮捕条件条款被虚置，除司法人员规避诉讼风险因素，还有就是固有执法理念，他们会认为，既然这些嫌疑人最终会被判处徒刑等监禁刑，根据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的规定，保释对嫌疑人就失去实际意义。刑事司法的最高原则是无罪推定，法院生效裁决前，被告人在法律上是无罪之身，逮捕措施普适化对于刑事司法的危害是，对于那些实质无罪的被告人，由于被审前羁押甚至违法超期关押，法院依法无罪判决的法外难度被加大，错误羁押有权获得国家赔偿，国家赔偿需要无罪判决，审前羁押措施被泛化造成客观上的有错难纠，个人认为，这应该是法院无罪判决罕有的重要制度化原因。
联系刘某东、高某翔性侵案，假如发生在国内，嫌疑人被审前羁押的概率不是一般的大，鉴于上述审前羁押泛用弊端的观察，两案的诉讼结局，笔者有理由不乐观，并非自个案事实层面探究诉讼结果，而源自刑事实践感性，中国刑事司法改革要以审判为中心，审前羁押之实践性革新无法回避，理应成为改革之配套路径。
2020年3月22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