珍贵文物买卖违法，请指明法律依据
民间文物流通和执法领域，一个现象困惑我多年，似已畅通无阻，买卖珍贵文物违法，有法院刑事判决书，将买卖一般文物和珍贵文物区分，认定后者倒卖文物，为法不容。笔者有意识观察，至今找不到法律依据。崇尚依法治国的当下，此现象让人匪夷所思。
国家《文物保护法》属规范文保领域的“根本大法“和顶层设计，有人认为，禁止公民买卖珍贵文物，法律依据在《文物保护法》第五十一条：“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买卖下列文物：（二）非国有馆藏珍贵文物”。“。笔者文科研究生学历，对中文语义理解能力还合格，绞尽脑汁，无法悟解”非国有馆藏珍贵文物“等同于珍贵文物，珍贵文物之前存在限定词”非国有馆藏“，司法实践中，那些被认定违法买卖的珍贵文物绝大多数并非”非国有馆藏“，而是私人收藏。何谓”非国有馆藏珍贵文物“？举例说明，名闻遐迩的收藏家马未都先生观复博物馆中的那些珍贵文物就属于”非国有馆藏“，不允许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买卖，法律条文的应有之义。
近日看到微信公众号五味收藏《“文物买卖是违法的“”但收藏不违法“，矛与盾的冲突何时化解？》一文，让人目瞪口呆，摘录如下：“柳伟光说，通常情况下，我国把清初作为一个文物年限的界定，清初以前都属于珍贵文物，清朝以后，包括民国、建国后等都属于普通文物。也就是说，清以前的文物就不能买卖了。如果市场上出现明朝的藏品，那么就可以明确地认定为违法，买卖双方都要承担法律责任。其次，是不是所有的清初之前的文物都不准买卖呢？也不尽然。国家规定，有艺术品经营资质的单位，经国家文物部门的批准后可以进行指定的文物买卖。虽然对清以前的文物民间不准买卖，但是国家并不反对民间对文物的收藏。如果收藏爱好者真的藏有清以前的文物，买卖是违法的，但收藏不违法，在不出境的前提下，无偿赠送给其他人也不违法。”
柳伟光先生何许人也，笔者不清楚，他的高论表达了三层意思：以清代为界，以前的都是珍贵文物，后面的属于普通文物；凡是珍贵文物，民间买卖违法，除了拍卖公司等有国家资质单位；公民可以持有珍贵文物，但不能买卖，禁止出境，只能无偿赠送他人。
上述观点荒诞不经，甚或无知境地，国家对珍贵文物、普通文物划分，从来不以朝代时间为界，汉唐等钱币，年代足够久，由于数量太多，极为普通，远不珍贵。上世纪三十年代，中央苏区发行的银币纸钞，数量稀少，已然珍贵。
其次，珍贵文物不允许民间买卖，并无法律依据，前文已述，不再赘述，为此，2017年，国家文物局在相关文物政策答复公开文件中，明确民间文物流通不以文物等级为限。
柳先生观点唯一可取珍贵文物不允许出境，也应加上经国家批准允许的除外，至于其认为公民只能将收藏珍贵文物无偿赠送他人，该说法和《文物保护法》第五十条公然抵触：“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收藏通过下列方式取得的文物：（一）依法继承或者接受赠与；（二）从文物商店购买；（三）从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购买；（四）公民个人合法所有的文物相互交换或者依法转让；（五）国家规定的其他合法方式。”
可以发现，除柳提及的无偿赠送他人文物流通方式，《文物保护法》第五十条允许公民依法继承、相互交换或依法转让，还有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文物。这里的依法转让，法律并未禁止公民买卖合法珍贵文物。《文物保护法》属于行政法律，依据法无禁止皆可为的行政法原则，公民依法转让合法文物，包括珍贵文物，该行为不应被禁止。
从未听闻，公民将合法珍贵文物出售他人被认定违法的实例，争议在于，当出售人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文物来源合法情形下，执法机构能否以有罪推定方式，认定文物“来源不明”，并以此模糊概念认定买卖违法，这里存在证明责任承担问题。
综上，笔者认为，柳伟光先生观点陈旧迂腐，混淆视听，背离法治原则，误导民间收藏者，危害甚大，必须正本清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