赛锐改判死缓案,司法冷血还是温情?
近来，云南省高级法院因两起死刑改判案引得舆情汹汹，处于风口浪尖中，李昌奎杀人案刚被裁定再审，同样由该院改判死缓的赛锐故意杀人案又进入公众视角。有关媒体披露，被告人赛锐杀人手段凶残至极，在一家咖啡店内对被害人某卫校女学生吴倩胸、肺、动脉等致命部位连刺扎27刀，造成被害人死亡。
被告人逃离现场，证据显示，迫于公安追捕压力，被告人走投无路情况下投案。昭通市中级法院认定其犯罪情节特别严重，手段特别残忍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，云南省高级法院改判为死缓，理由几乎与李昌奎案一致：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，且属感情纠纷等民间矛盾引发，符合从宽刑事司法政策。
二审判决后，被害人家属强烈不满，持续申诉上访，希望法院再审改判凶手死刑，至今尚无定论，案情经媒体披露，舆论哗然，被告人赛锐犯罪情节残暴无比，相较因交通肇事逃避“农村人难缠”而胡乱刺扎被害人的药家鑫，赛锐无论在犯罪情节，还是主观恶性、人身危险性方面，远超出前者。公众质疑，胡乱刺扎被害人六刀的药家鑫不能活，丧心病狂捅刺被害人数十刀之凶犯赛锐因何就能免死。赛锐杀人过程中，曾被咖啡厅女服务员、值班经理先后发现并试图劝阻，其不但不中止疯狂之杀人行动，却对劝阻人暴力威胁，极其凶残实施完杀人全过程。此犯罪情节，不仅药家鑫无法望其背，连对被害人先奸后杀，附带摔死其幼弟，“人神共愤”之李昌奎也甘拜下风。事后检验，被害人主要身体器官都被凶犯刺穿，割断，现场惨不忍睹，手段惨绝人寰。
云南省高级法院两度“刀下留人”，适用依据为2010年2月8日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救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》（法发[2010]9号），下称“意见”，“意见”第17条规定：“对于自首的被告人，除了罪行极其严重、主观恶性极深、人身危险性极大，或者恶意地利用自首规避法律制裁者以外，一般均应当依法从宽处罚。”，第22条、第23条分别规定：“对于因恋爱、婚姻、家庭、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，因劳动纠纷、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、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，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，应酌情从宽处罚。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，并认罪、悔罪的，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。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，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，应当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。犯罪情节轻微，取得被害人谅解的，可以依法从宽处理，不需判处刑罚的，可以免予刑事处罚。”
法院对李昌奎、赛锐死刑案改判理由，初看似乎符合“少杀慎杀”刑事政策要求，但仔细思量，确与“宽严相济刑事政策”相背离。李昌奎案中，尽管被告人与被害人家庭存在某种亲属关系，被告人存在与被害人恋爱主观想法，但并无证据证实被告人因感情纠葛杀人，至多搀杂邻里纠纷因素。李昌奎犯罪行为与犯罪对象多样性事实远超出“意见”第22条“酌情从轻”适用范围，属“罪行极其严重、主观恶性极深、人身危险性极大”，“意见”第17条自首情节也无法使其逃脱公道。
赛锐杀人案，被告人杀人手段、情节严重性、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诸多方面，较李昌奎有过之无不及，两度遭人阻止情况下，被告人坚持将屠戮行为进行到底，绝非因情感纠葛，一时丧失理智冲动性“激情杀人”性质可比。至于自首情节，被告人逃跑后为保命投案，鉴于其犯罪情节严重性，依法不足以从轻处罚。本案被害人无过错，被告人丧尽天良杀害在校女学生，天理国法难容，二审法院改判死缓缺乏法理依据、显失社会公义。
云南高级法院改判两案理由，促使人们认真思考“意见”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内涵，“意见”包括：贯彻总体要求、准确把握适用从严、从宽政策要求、准确把握适用宽严相济政策要求、完善工作机制五部分内容，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予以完整明确规范。但司法实践中，法院在理解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上并不一致，造成刑事裁判缺乏统一性，遭遇信任危机。
举李昌奎、赛锐案为例，一审法院认为，根据两被告人犯罪手段、犯罪情节及社会危害性等综合因素，即便其自首也不可以从宽，“意见”第22条、23条有关感情纠葛，邻里矛盾，民事赔偿等酌定情节并不足以岁被告人从轻处罚，据此判决两人死刑。一审法院依照“意见”规定，贯彻了“宽严相济”刑事政策精神实质。二审法院片面适用“意见”中有利于被告人从宽规定内容，未综合考虑案情，未正确把握宽严相济之度。二审法院也未对一审法院排除从宽而从严判决理由作出改判说明，仅是强调被告人符合从宽政策规定。
面对纷繁复杂刑事司法个案，司法官必须深刻领会掌握“意见”精神内涵，不应片面化，有失偏颇地理解运用。云南省高级法院李、赛两案改判案给社会公众一个错误信号：只要符合自首情节，搀杂感情因素导致的杀人案，只要被告人“积极赔偿”损失，不论被告人犯罪手段如何残忍，犯罪情节如何恶劣，基本逃脱死刑制裁，如此简单化、片面理解适用“意见”违背宽严相济政策目的。事实状况是，“意见”出台后，司法实践中出现“赔钱保命”现象，已引发社会争议。媒体对陕西省高级法院调查，某法官称：自从“意见”下来后，陕西省凡是因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杀人案，被告人除了主观恶性极深，人生危险性极大，并愿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，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的，多数都会别判为死缓，直到药家鑫案的到来。
“意见”第29条提出：“要正确理解和严格执行保留死刑，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。依法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，统一死刑的裁判标准，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。”，云南省高级法院两起死刑改判案使人们重新审视“宽严相济刑事政策”的司法实践，为审判机关统一死刑裁判标准提供生动参考案例。